本詩典出南朝宋虞和“論書表”：“羲之性好鵝。山陰曇禳村有一道士，養好鵝十余。右軍清旦乘小艇故往，意大愿樂，乃告示求市易，道士不與，百方譬說不能得。道士乃言性好‘道德’，久欲寫河上公‘老子’，縑素早辦，而無人能書。府君若能自屈，書‘道德經“各兩章，便合群以奉。羲之便住半日，為寫畢，籠鵝而歸。”詩人以簡潔精煉的語言把上述故事詩化了，便于人們朗誦、歌唱。

　　從這首詩中，進一步說明了書法在晉代已成為一種令人神往的藝術品。王羲之在當時已有很大的名氣，墨跡已相當值錢。這與詩人在“草書行歌”中說王羲之為“古來幾許浪得名”是相矛盾的。由此，“草書行歌”是否確系李白所寫也可作為一個懷疑的佐證。